1937年8月21日，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了《互不侵犯条约》。此后，苏联开始派军事顾问和志愿航空队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。在接下来的多起历史事件中，都有苏联军事顾问的身影。近日恰逢该条约签定70周年，本文特向读者介绍苏军顾问鲜为人知的一桩往事。

1941年1月6日的皖南事变，令新四军损失惨重，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项英、政治部主任袁国平、副参谋长周子昆等主要领导人牺牲，军长叶挺被俘。消息传出后，中外震惊。当时的苏联向中国派出的苏联军事顾问团，正在协助蒋介石抵抗日军的侵略。

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蒋介石这种消极抗日、积极反共的行径瞠目结舌，对派驻中国的苏军顾问没能了解、制止国民党的这种行为更是愤怒，他电令顾问团总顾问崔可夫查明此事。那么，苏军顾问团为何被蒙在鼓里呢？

苏军顾问气煞崔可夫

崔可夫少将(后为苏联元帅)1940年秋来到中国担任苏联军事使团团长(即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)，斯大林给他布置的任务除了指导中国的抗日战争，还要求他协调国共两党的关系。谁知一上来却发生了这么棘手的事情。

此时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愤然致电质问崔可夫：“蒋介石无法无天至此，请问崔可夫如何处理？”

重压之下的崔可夫立刻联系派驻顾祝同(皖南事变的肇事者，时任第三战区司令)第三战区的两名苏联军事顾问了解情况，没料到这两人比他还糊涂，竟问：“真的发生了皖南事变？”

两名顾问如此糊涂，崔可夫差点被气死。作为第四任(也是最后一任)苏联军事顾问团总顾问，崔可夫对本国顾问还是放心的，对于第三战区的这两名顾问——日里耶波夫大校和舒金上校——他也很信任，但他怎么也没料到这两位老兄在关键时候竟然形同虚设。

两名顾问日里耶波夫大校和舒金上校，都是很有经验的苏军干部，作战经验丰富，对党忠诚。以舒金上校为例，他1928年加入苏共，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，在远东红军当步兵团长时还和日军交过手。他参加过苏军反击日军的张鼓峰战役(1938年7月底爆发，1938年8月13日结束，苏联方面称其为喀山湖战斗)，战功卓著，还得过军功章，虽然性格豪放粗犷，喜欢喝烈性酒，但是心很细，工作自有一套。在来中国之前，他们就受过集中培训，深知中国此行的重要性。崔可夫来重庆后，也与他们交流过，对他们还是很满意的。

所有苏联顾问都非常明白，他们来中国是代表苏联向中国伸出援手，也是为了保卫好自己的国家。如果国民党政府战败投降，则日本可能进占西安、成都、兰州、酒泉，甚至乌鲁木齐，从而威胁到苏联的远东国土。那样的话，日本空军甚至可从容轰炸苏联苦心经营了20年的国防工业要地乌拉尔——库兹涅斯克重工业基地。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何苏联要把后来在卫国战争中建立奇勋的朱可夫、崔可夫这样的名将派到中国对抗日本。日里耶波夫大校和舒金上校两人自然也深知自己工作的重要性，但他们却没料到在自己眼皮底下会发生这样的惨剧。

被顾祝同蒙在鼓里

那么，问题出在哪里？

首先在于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的敌意和对苏军顾问的蒙蔽。以顾祝同为中心，上至蒋介石，下至各个师长、团长，都对以前的死对头——共产党军队怀恨在心。此前，在河北、晋西和苏北等地，国民党军曾与中共军队发生冲突，但是都以国民党军惨败告终。所以，国民党部分军事领导人心理上极不平衡，认为那纯因地方军队战斗力太弱所致，故必欲报复。

另外，当时国民党想把中共军队全部限制在冀察地区，这一无理要求被中共拒绝。与此同时，新四军江北陈毅部还与国民党军的韩德勤部发生了猛烈冲突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顾祝同等人想从军事上一劳永逸地解决共产党的愿望自然更加强烈。国民党为此决心不惜武力驱除、消灭皖南要害地区的新四军。恰逢新四军领导人项英、叶挺在撤退到长江以北的问题上犹犹豫豫，这在顾祝同等人看来，更是个好机会。

对此凶险局面，日里耶波夫和舒金却毫不知情。他俩带着电台技术员两名，炮兵、工兵、通讯兵顾问各一名，被顾祝同别有用心地安排在第三战区总部屯溪(现在是黄山市政府所在地)城内的舒适宅子里，这儿花木繁茂，庭院幽深，但却不易于和外界联系。顾祝同还借保护之名派了一个班的卫兵进行监视。虽然两名顾问每周都参加顾祝同或其助手主持的军事会议，提出很多建议，与总部参谋、下属各集团军总司令等人混得挺熟，但他们两人身为顾问，在很多方面却得不到准确消息。

在第三战区总部的国民党军人内部这样说：“苏联顾问是共产主义国家派在国军中的探子，若让他知道国军打共产党新四军，于我们很不利。”两个顾问也很想多了解些情况，但人生地不熟，语言也不通，加上和当地共产党没有联系，所以对国共两党的斗争情况一点也不清楚。